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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核心阅读

　　美国为维护霸权、谋取私利，对叙利亚进行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严重损害当地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叙利亚问题延宕十余年，当地人民至今仍在贫困和战乱中挣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造成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面临重重困难。时至今日，美军仍控制叙利亚石油、天然气等国家资源，霸占叙主要产油区，搜刮掠夺八成以上产油量，走私烧毁叙利亚粮食库存，严重侵犯叙利亚人民的基本人权。

　　叙利亚国内政治分析人士卡萨吉安指出：“美军‘赖着不走’，导致叙利亚国内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叙利亚。”

　　“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

　　在叙利亚各地的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即使是最繁华的街区，一天也只能保证几小时的供电。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的公路上，原本属于叙利亚的石油却源源不断地被美军油罐车盗运至其在伊拉克的基地。

　　近日，叙利亚外交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已给叙造成259亿美元的直接损失。信中还写道，美国通过其在叙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坦夫地区的持续军事存在，继续其“侵略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继续系统地掠夺石油、小麦等属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资源和国家财富。叙利亚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造成叙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被盗损失达198亿美元。此外，油气、矿产领域减产给叙利亚造成的间接损失超过860亿美元。

　　最富裕的国家对最贫穷的国家进行掠夺的荒诞场景不断在上演。过去一年，美军频繁出动，公然掠夺叙利亚石油等资源。根据叙利亚石油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叙石油日产量约8.03万桶，其中6.6万桶被驻叙美军掠夺，占叙日产油量的83%。据俄罗斯对外机构统计，美国在叙东北部每月盗采的石油中有约1/3通过黑中介，以每桶35—40美元的价格卖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美军每月可从中获取3500万—400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从2011年到2022年年中，美军在叙非法驻扎以及受其支持的武装进行的盗采、非法贸易行为，已给叙造成1071亿美元的损失。

　　除了石油，美军连小麦这样与叙利亚民生息息相关的“口粮”也不放过。2022年6月，美军甚至出动40辆卡车直接掠夺叙小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境内有超过1200万人处于“粮食无法保障”状态，九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叙利亚人需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计。叙利亚曾是粮食出口国，如今民众却“挣扎在饥饿线上”，美国难辞其咎。“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的小麦、石油，还对我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叙利亚哈塞克省居民阿里说。

　　“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

　　除了直接掠夺叙利亚资源，美国对叙利亚发起的军事打击和非法单边制裁，让叙利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雪上加霜。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超过35万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26727名妇女、27126名儿童。此外，还有超过12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频繁空袭导致叙利亚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仅2016年至2019年间，叙利亚有33584名平民在战争和冲突中丧生，其中3833人直接死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轰炸。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表示，美军对叙利亚等国的空袭造成严重后果。例如，2017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的空袭”，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该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平民伤亡事件，178名平民丧生。叙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努拉谴责说：“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但美国仅仅将这称为‘附带损失’。”

　　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伤害，美国还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封锁禁运。自2011年9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陆续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进口叙利亚原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对叙利亚石油出口相关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英籍叙利亚裔独立记者理查德·梅德赫斯特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无异于中世纪的“围城战”——军队包围城市、切断粮食供应，导致大量平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绝望地死去。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过去两年，美国的肆意制裁引发了叙利亚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2021年，叙利亚货币贬值近80%；2022年，叙利亚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价格飙升，通胀率一度接近140%，贫困率达到前所未有的90%。

　　“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叙利亚遭受的破坏如此广泛和致命，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提并论。”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表示，自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心图谋颠覆叙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各方力量介入叙利亚局势，对极端势力滋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频频对叙发动空袭，这些军事行动事实上让叙局势更趋复杂，政治解决方案更难达成。

　　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发出质问：“美国窃取叙利亚石油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而非法制裁是为了让叙利亚人挨饿，进而推动政权更迭。欧盟一向鼓吹人权，却支持对一个国家的破坏行为，这说明了什么？”面对美国侵犯叙利亚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径，西方主流媒体却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梅德赫斯特认为，一谈到人权问题，美西方一贯的双重标准就暴露无遗，“叙利亚人民每周都在遭受轰炸，美西方却对此熟视无睹”。

　　“美国赤裸裸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行径，使叙利亚陷入长期战乱冲突，加剧了叙人民的苦难，同时也让中东地区更加混乱不安。从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到叙利亚、黎巴嫩，美国在中东地区犯下的人权罪行数不胜数。”叙利亚学者胡萨姆·舒艾卜表示：“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本报记者 宋亦然)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